佩吉·梅隆1963年著
祝您及全家新年快乐! 我祈祷你和你所爱的人身体健康，精神愉快.
2020年对世界来说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挑战. 我的小角落提醒我，我们与上帝的孩子们是如此紧密相连.
在加利福尼亚开始隔离的时候, 帕特和我在我们的餐桌上做了一个圣坛，我们每天在那里念念珠，为那些直接或间接受到COVID-19和其他医疗条件影响的人祈祷，就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朋友一样, 有很多.
聆听已成为我们新的使徒工作. 在读完我们教皇的新书之后, 我发现倾听他人的心声实际上可以成为一种使徒. 我记得在读研究生的时候，我和一位教授因为必须选修一门名为“听力技巧”的课程而犹豫不决.后来我惊讶于我在那堂课上学到了这么多. 结婚56年后, 我们必须承认，倾听彼此往往比倾听陌生人更难. 然而，我们一天24小时都在一起.
我们每天晚上开始自己的欢乐时光，我会准备特别的开胃菜, 帕特会准备一种特别的鸡尾酒. 我们会坐在露台上，听着我们在整理时在盒子里找到的cd——这是我们在隔离期间做的另一项活动. 我常说，凯伦·卡朋特死后，帕特就不再听音乐了. 当然，就像我们的大多数朋友一样，我们看老电影，看我们从来不知道存在的电视剧. 我们可以为那些受伤的人祈祷.
然后在初秋，帕特被救护车送到了医院. 他在医院住了10天，然后在一个过渡中心住了13天. 由于COVID-19的限制, 即使他的检测结果呈阴性，我也不允许去任何地方. 败血症和肩袖撕裂，这是一名80岁老人的双重诊断，危及生命. 我后悔我上面说的很难听他的话. 在过渡中心后，他接受了肩袖撕裂的职业治疗.
他的目标是帮我们遛狗. 他现在每天都这样做. 他的下一个目标是打高尔夫球. 明天，他计划参加他的第一场比赛.
我在社交活动中慢慢学会的祈祷生活，在我们分开的23天里，使我们在精神上和情感上保持联系. 每天晚上，我们都会一起念悼词. 当我们不能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都哭了很多次，而这对我们来说是如此重要. 我意识到，对于那些因COVID-19住院的人来说，他们与亲人的处境相同. 然而，他们中的许多人孤独地死去. 这发生在我孙子的“另一位祖母”身上.”
我以朋友的身份给你写信，但如果你选择把我的信分享给我的其他朋友, 请放心这样做. 教宗方济各说得很对，倾听是一名使徒, 但我必须记住，我的使徒工作从家里开始.
还有一个伍德西需要我们的祈祷. 1963年的Joan Kroll Sadlowski中风了, 据她可爱的丈夫说，她正在慢慢好转, 罗恩. 我最后一次打电话给琼，那是她中风后的第一次. 大多数时候，我和罗恩说话. 再一次，短信和简短的笔记是我们保持联系的方式. 当帕特向我求婚时，琼正躲在帕特汽车的后座上，盖在毯子下面. 当他把戒指递给我时，她突然出现说:“笑一笑，你被偷拍了。!“我还在微笑，佩吉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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